王陽明對湛若水的最后論評
方旭東
內容提要：王陽明與湛若水是明代心學陣營的兩大宗師，雖私交甚篤，但論學互致批評。關于王陽明與湛若水的格物之爭，研究已多，但王陽明對湛若水的最后論評，學者較少留意。據湛若水嘉靖八年三月祭奠王陽明文可知，王陽明去世前一個多月在廣州穗石曾發表批評湛若水的言論。穗石講學應有其事，湛若水的轉述帶有他個人表達習慣，但其中包含的要點與王陽明是年兩封書信所言一脈相承。穗石講學是王陽明去世前最后一次重要學術活動，是對現有王陽明傳記的一個有益補充。湛若水對陽明的最后論評做了有利于自己的解讀。
關鍵詞：王陽明；湛若水；穗石講學
王陽明與湛若水是明代心學陣營的兩大宗師，雖然私交甚篤，但論學互致批評。湛、王講學不契，這是很多論者都看到的事實，但先行研究主要集中在王陽明與湛若水的格物之爭，較少留意王陽明對湛若水最后的論評。1本文擬對此加以揭示，以期對現有研究有所推動。
一
嘉靖八年己丑三月，湛若水在南京祭奠前一年十一月病逝的好友王陽明，追憶雙方多年的交誼，最后談到陽明對他學術的論評：
遙聞風旨，開講穗石，但致良知，可造圣域。體認天理，乃謂義襲，勿忘勿助，言非學的。(《奠王陽明先生文》，《泉翁大全》卷五十七)
穗石，在今廣州市番禺區，歷史上曾是一處風景名勝，宋代有所謂“穗石福地”，明代則以“穗石洞天”列“羊城八景”。湛若水詩兩次提到穗石。2
然而，錢德洪等人所修王陽明《年譜》，并無穗石講學記錄。今人束景南所著《王陽明年譜長編》，亦無一語及之。如果湛若水的說法屬實，那么，穗石講學應是王陽明最后的講學活動，對通行的王陽明傳記是一個重要補充。不過，穗石講學，甘泉并未親歷，因為當時他在南京為國子祭酒。因此，甘泉所述，其真實性還有待求證。
考陽明在廣城，起自嘉靖七年九月初七3，訖于十一月初一4，因中間有閏十月5，故前后有三個月之久。甘泉是增城人，廣州府遍布其門生故舊，陽明在廣州的活動，傳到甘泉那里，不足為怪。
從“開講穗石”這樣的表述來看，陽明的講學似乎是公開的。但甘泉在另一處說法卻又不同。記錄嘉靖七年冬甘泉在南京與弟子問答之詞的《新泉問辯錄》，卷末載“先生(按：甘泉)新泉隨筆書付周克道”，其中，言及陽明在廣批評甘泉之事：
黃淑問云：“陽明在廣，對先生門人則曰：隨處體認天理，與致良知一般。向別人則又云：隨處體認天理，是義襲而取之。前后不同，如何？”其時只與默然，更有何說。(《泉翁大全》卷七十)
黃淑是甘泉門人。從黃淑的這個說法來看，陽明似乎是在甘泉門人不在場的情況下批評其學的。
綜合這兩條材料6，大致可以判定：陽明在廣議論甘泉之學，應有其事，但究竟是公開講學還是小范圍對自己門人談話，則不得而知。
雖然陽明《年譜》未載穗石講學事，但嘉靖七年戊子條，在十月之下，錄有陽明與聶豹以及與鄒守益兩書，兩書都涉及對甘泉“隨處體認天理”“勿忘勿助”說的批評。如果考慮到一個月后陽明就病逝，《年譜》這樣的敘述，難免不讓人產生這樣一種印象：對甘泉之學的簡別，是陽明去世前學術活動的一項重要內容。
然而，《年譜》此處所錄的兩封信，其時間都不是嘉靖七年十月。其中，與守益書，為嘉靖五年丙戌陽明寄鄒謙之五通書信的第一封。與聶豹書，實為《傳習錄中》所收《答聶文蔚》第二書，其寫作時間為嘉靖七年戊子七月。
此書未標寫作時間，茲略為考證。書云：“地方軍務冗沓，皆輿疾從事。今卻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養病。”(《王陽明全集》卷二，第82頁)據此可知，是書在陽明上養病疏后。陽明《乞恩暫容回籍就醫養病疏》原題“七年十月初十日”(《王陽明全集》卷十五，第522頁)，束景南已考定，“十”為“七”之誤7，進而推定陽明《答聶文蔚》第二書為嘉靖七年七月(《王陽明年譜長編》，第2013頁)。但束景南將聶豹《啟陽明先生》一書系于嘉靖七年正月(《王陽明年譜長編》，第1944頁)，非是。此書當為嘉靖七年六月前后作，蓋書中有言“逖違道范，丙戌之夏，迄今兩易寒暑矣8”，可知其時為戊子之夏。又，陽明《與陳惟浚(江西之會極草草)》9稱：“近得聶文蔚書，知已入漳”(《王陽明全集》卷六，第222頁)，聶豹入漳，時在嘉靖七年六月間，觀其《乞恩致仕以全病軀疏》可知：“嘉靖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欽蒙差往福建巡按。臣以七年正月十七日接管行事……蓋自上年(引者按：七年)五六月間，臣由延邵巡歷福興，至漳、泉地方，逾山蹈海……至漳州舉發，不能視事，已旬日矣。”10
透過甘泉的轉述，可以看到，陽明穗石講學中對甘泉之學做了幾乎全盤否定：“體認天理，乃謂義襲；勿忘勿助，言非學的”。衡諸陽明的表述習慣，“義襲”“學的”云云，應是甘泉用自己的話對陽明意思做的概括。
通檢陽明全書，“義襲”這樣的說法，陽明使用過四次，但主要是批評從事口耳之學、馳求于外者，沒有一次用在批評甘泉身上：
夫謂學于古訓者，非謂其通于文辭，講說于口耳之間，義襲而取諸其外也。(《與唐虞佐侍御(辛巳)》，《王陽明全集》卷五，183頁)
今為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尚多流于口耳。況為口耳之學者，能反于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其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尚不易見，況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來頓放著不循；講人欲來頓放著不去；豈格物致知之學？后世之學，其極至，只做得個義襲而取的工夫。(《傳習錄上》，《王陽明全集》卷一，25頁)
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于外，只做得個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傳習錄上》，《王陽明全集》卷一，29頁)
為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著落?？v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于學，只做個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傳習錄上》，《王陽明全集》卷一，30頁)
另一方面，“學的”一詞，陽明一次也沒有用過，而甘泉則用過3次，除了《奠王陽明先生文》之外，另外兩次分別是：
甘泉子奉祭告于泗州，歸途，出于維揚。督學聞人北江侍御詮、巡鹺徐芝南侍御九皋，先后使迓于道。既至三日，謁先師孔子廟庭。府縣二學師生咸請升堂，惠示諸生以學的。(《揚州府縣學講章》，《泉翁大全》卷十二，按：講于嘉靖十四年乙未秋)
江湖逶迤，東入城陴，引流環島，九曲而西。白云之顏，誰開天關，講堂恢恢，洪曰同然。同心同理，宇宙同此。有情無情，連理感契。連理維榕，堂門崇崇。兩根一干，支分再同。萬物天地，知為一體，可以人乎，有不如此？奇蹤五百，示我學的。敬告同志，庸以默識。(《連理木頌》，《泉翁大全》卷五十三。按：作于嘉靖十九年庚子冬，原題甚長，今題為引者所加)
從現有材料看，陽明對“隨處體認天理”的批評，用的是“尚隔一塵”“毫厘千里”這樣的說法：
“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里，亦與圣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塵。若復失之毫厘，便有千里之謬矣。(《答鄒謙之一(丙戌)》，《王陽明全集》卷六，201頁)
“隨事體認天理”，即戒慎恐懼功夫，以為尚隔一塵，為世之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于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則此語亦自無害，不然，即猶未免于毫厘千里也。(《寄鄒謙之五(丙戌)》，《王陽明全集》卷六，206頁)
對“勿忘勿助”的批評，則主要用了“懸空”“無實落下手處”等語：
我此間講學，卻只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個“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個甚么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個“勿忘”，又懸空去做個“勿助”，渀渀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個沉空守寂，學成一個癡？？漢，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擔閣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工。故區區專說“致良知”。(《答聶文蔚二》，《王陽明全集》卷二，83頁)
本來，“必有事焉”“勿忘勿助”以及“集義”“義襲”這些說法都出自《孟子》：
(公孫丑曰)“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孟子·公孫丑上》)
在孟子那里，與“集義”相對的是“義襲”，“勿忘勿助”與“必有事焉”之間則不是這樣一種關系。陽明沿用了孟子對于“集義”與“義襲”的用法，但在對“必有事焉”與“勿忘勿助”關系的理解上則做了自己的發揮，在《孟子》那里，“必有事焉”與“勿忘勿助”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平行關系，但陽明現在把它們理解為一種順承關系，即：“勿忘勿助”是“必有事焉”的一種自然結果或效驗，工夫就是“必有事焉”，陽明反對“勿忘勿助”具有獨立工夫的意義。從經典解釋的角度說，陽明的這種理解當然只是一家之言。
嘉靖七年戊子冬，陽明在穗石講學，其詳已不可考，但從甘泉的轉述來看，其要點大體不出陽明同年七月給聶豹第二書范圍。至于黃淑所言陽明對甘泉門人表示“隨處體認天理與致良知一般”，未知所據。有據可查的是，陽明在比較隨處體認天理之說與致良知說時，從來沒有承認過天理說可與致良知說相媲美，更不用說天理說對致良知說能構成某種補充。按照陽明，隨處體認天理是可以統合到致良知說的。
二
卒前一個月，陽明對甘泉之學做了那樣否定性的評價，可謂陽明定論。那么，甘泉方面對此又作何反應呢？在本文的第二部分，讓我們對此作一討論。從邏輯上講，不談甘泉的反應，研究陽明對甘泉的最后論評就缺了一環。
作為多年知交，甘泉并非不了解陽明對他的學術一直有所保留，但陽明在正德末年以后似乎有意回避與甘泉的正面交鋒。比如，甘泉正德十六年寄出那封《答陽明王都憲論格物》的重磅書信，信中歷數陽明格物之說“有不敢信者四”，而他自己的觀點“似有可采者五”。11而陽明一直沒有作答。此外，據錢德洪說，嘉靖初，甘泉還發起過良知天理同異之辯，同樣沒有得到陽明回復。12
陽明高掛免戰牌，似乎可以理解為，是顧念雙方多年友誼，不欲發生爭端。但是這一回，多少出乎甘泉意料，陽明竟然在自己老巢發表批評。所以，嘉靖七年十二月，弟子黃淑以此見問，甘泉一時竟無言以對。這種沉默，也許可以理解為措手不及。
直到嘉靖八年三月祭奠陽明，甘泉似乎也未能釋然，所以他把這段傳聞原封不動地放在祭文當中。
陽明的批評并沒有令甘泉心悅誠服。出于一種本能式的自保反應，甘泉對陽明最后的論評作了一種有利于自己的解讀。甘泉說：
聚首長安，辛壬之春，兄復吏曹，于吾卜鄰。自公退食坐膳，相以存養心神，剖析疑義。我云圣學，體認天理。天理問何？曰廓然爾。兄時心領，不曰非是。(《奠王陽明先生文》，《泉翁大全》卷五十七)
按照甘泉這里所說，正德六年辛未與正德七年壬申之際，他與陽明同在北京供職，當時陽明對他隨處體認天理的說法并沒有提出反對，所謂“兄時心領，不曰非是”。
說陽明的看法變了，昨是之而今非之，這里暗含了某種譴責：陽明背叛了老友，背叛了過去的自己。這種陽明變化論，甘泉在陽明去世后很長一段時間都拿來解釋陽明對自己的批評。
嘉靖十八年己亥秋九月洪垣序《新泉問辯續錄》收錄了甘泉這樣一段話13：
“天理”二字，乃天之所為，顛仆不破，諸賢當自信自力，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耳。陽明公初決信于長安，后乃鼓求外之言，而況于群儒區區者哉？殊不知以天理為外，即義外之說也，蓋自墮于此而不自知耳，豈不可惜!(《泉翁大全》卷七十四。著重號為引者后加。)
所謂“初決信于長安”，指的就是《奠王陽明先生文》當中所說的“聚首長安，辛壬之春”，兩相對照，可以發現，甘泉的措辭有所不同，之前用的是“不曰非是”，現在卻變成了“決信”。運用這種修辭，甘泉就把陽明對他的評價刻畫成這樣一個軌跡：當初對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篤信不疑，爾后因為某些原因又加以反對，而這種反對在理論上并不成立(以天理為外，即義外之說也)?？傊?，甘泉相信自己始終站在真理一邊，而陽明則與他早同晚異。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因為他與陽明生前的親密關系，也因為他的資歷人望，甘泉收到請求，為陽明撰寫墓志銘。對于甘泉，這無疑是一個機會，可以讓他好好塑造自己在雙方交往中的形象。
(陽明)會甘泉子于京師，語人曰：“守仁從宦三十年，未見此人。”甘泉子語人亦曰：“若水泛觀于四方，未見此人。”遂相與定交講學，一宗程氏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之指。故陽明公初主格物之說，后主良知之說；甘泉子一主隨處14體認天理之說，然皆圣賢宗指也。而人或舍其精義，各滯執于彼此言語，蓋失之矣。故甘泉子嘗為之語曰：“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交用(則)15同也。(《明故總制兩廣江西湖廣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保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陽明先生王公墓志銘》，《甘泉先生續編大全》卷之十一)
可以看到，甘泉把自己的形象塑造為陽明前所未遇的知己。對于他跟陽明學術上的異同，他巧妙地指出，兩者都是圣賢宗旨，雖然雙方各有主張，但透過言語上的不同，應當看到其精義是相通的。最后，甘泉申之以自己的“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命題。陽明對他的批評，尤其是最后的論評，甘泉這里未作正面回應，而是以一種間接方式做了處理。所謂“各滯執于彼此言語”，是含蓄地指他與陽明彼此批評的那些話，其中一定包括陽明對他最后的論評。甘泉表現出一種擱置爭議向前看的大度。
另一方面，甘泉在對陽明學術的簡短述評中突出了自己在陽明求道過程中的重要性。本來，委托人帶來了陽明的另一位老友同時也是兒女親家的黃綰撰寫的行狀供他參考，甘泉接受了這種安排16，但甘泉對陽明學術的描述，并未全照黃綰行狀而來17。甘泉將黃綰的敘述概括為五溺：“初溺于任俠之習；再溺于騎射之習；三溺于辭章之習；四溺于神仙之習；五溺于佛氏之習”，后面他就開始了自己的發揮：“嘉靖丙戌，始歸正于圣賢之學。會甘泉子于京師”云云。其實，黃綰并沒有明確陽明以斯道為己任的具體時間，甘泉則把它坐實了。18
除了坐實陽明以斯道為己任的具體時間，甘泉還加上了陽明跟他學術交往一節。按照隆慶六年刻《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七收錄的《墓志銘》，在敘述正德丙寅陽明歸正圣賢之學后，緊接著就說跟甘泉定交講學。這難免不讓人產生一種聯想：陽明是在與甘泉訂交之后才歸正圣學的。19
一旦讀者產生這樣的聯想，甘泉的目的也就達到了?？梢哉J為，湛若水利用撰寫陽明《墓志銘》的機會如己所愿地改寫了歷史：他與陽明之間，“同”是主要的，分歧是枝節上的。
也許有人會對我們的這種解釋有所保留，對此，我們再補充一點就夠了，那就是：甘泉豈止是在做改寫，他的改寫還存在“用力過猛”的情況。為了借陽明之口抬高自己，他竟然讓陽明說出“守仁從宦三十年未見此人”這樣的話20。事實上，正德丙寅，陽明不過三十五歲21。這樣的話明顯不合事實，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出自陽明之口。熟悉陽明年譜，后來也應邀為甘泉表墓的羅洪先，只好把這句話改為：“予求友于天下，三十年來未見此人。”22
去世前一年——嘉靖三十八年己未(1559)寫的《默識堂記》，甘泉仍然堅持，陽明當初對他提出的隨處體認天理之說沒有異議。
陽明公扣予曰：“天理何如？”應之曰：“天理何應？廓然太公。”陽明曰：“唯唯。”初無不同也，后門人互失其傳。(默識堂記，《甘泉先生文集》卷十八)
雖然拉出陽明門人墊背，但這個講法的實質依然是一種陽明變化論。這樣，以陽明對他的異同為標準，陽明之學可以分為前后兩個時期。
陽明當初是否表示“唯唯”，甘泉所說，自然是他的一面之詞。作為當事人的另一方，王陽明早已過世，無從對質了。無論如何，對于陽明對自己最后的論評，甘泉采取了一種回避策略，更借“早同晚異”或“始同終異”的說法暗示陽明變化屢遷、未守初心。
注釋：
1.國內的研究情況，可以喬清舉、黎業明、王文娟、郭海鷹等人為例，他們各自在1992、2009、2011、2016年完成了以湛若水思想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應該說是湛若水研究專家，他們在自己的博士論文以及之后的研究中都一致注意到湛、王格物之爭，卻沒有涉及王陽明在嘉靖七年對湛若水最后的論評。其中，黎業明發表于《學術研究》2020年第11期的《湛若水與王陽明關于格物致知問題的論辯》一文可說是最近的文獻，情況依然沒有改觀。海外的情形大同小異，日本學者志賀一朗寫過好幾部研究湛若水的專著，包括《湛甘泉的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80年)、《湛甘泉的學說》(東京：風間書房，1983年)，黃敏浩的碩士論文是寫湛若水的(湛甘泉的生平及其思想，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年)，鐘彩鈞主持整理了《泉翁大全集》《甘泉先生續編大全》，并撰寫了《湛甘泉思想研究》的專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十九輯，2001年)，黃泊凱2012年完成了《湛若水工夫論之研究》的博士論文(臺灣大學)，在這些研究者的論著中，湛、王格物之辯都得到處理，而嘉靖七年王陽明在廣州對湛若水的批評皆付闕如。
2.其一：“孤根分穗石，樹影帶城堤；泛泛星槎外，荒荒日馭西。兩崖煙火斷，一嘯海云迷；便欲依僧寺，終同一鶴棲。”(《潘黃門海珠詩次韻》，《泉翁大全文集》卷四十七)其二：“憶昔游白下，與君樂過從。跡若東西隔，道義心已通。敬敷歷嶺海，老病臥樵中。三年未班荊，一旦起騰空。君來穗石重，君去衡山崇。何以餞君行？送之以長風。”(《贈陳宅平
督學遷湖廣大參》，《甘泉先生續編大全》卷十七)
3.參見陽明這一時期寄給正憲的家書：“八月廿七日南寧啟程，九月初七日已抵廣城”，“我至廣城已逾半月，因咳嗽兼水泄，未免再將息旬月，候養病疏命下，即發舟歸矣。”(《寄正憲男手墨二卷》，《王陽明全集》卷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992頁)
4.“十一月己亥，疾亟，乃疏請骸骨。二十一日，逾大庾嶺。”(錢德洪：《遇喪于貴溪書哀感》，《王陽明全集》卷三十八，1446頁)
5.陽明去增城謁祖王綱(性常)忠孝祠，即在戊子閏十月，參見《重刻廣東參議王公傳碑》：“嘉靖七年，歲次戊子，冬閏十月吉，孝元孫新建伯王守仁重刻，禮部辨印生錢君澤書。”(《(嘉慶)增城縣志》，卷十九“金石錄”，清嘉慶二十五年刊本)
6.甘泉《新泉隨筆書付周克道》又云：“王陽明近謂：‘勿忘勿助，終不成事。’”(《泉翁大全》卷七十)這里的“近謂”，應同樣是指嘉靖七年戊子陽明穗石講學語。
7.參見束景南：《王陽明年譜長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996－1997頁。
8.《聶豹集》卷八，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233頁。
9.此書原題“丁亥”，實誤，蓋書中云“自出山來，不覺便是一年”，顯是嘉靖七年戊子所作。
10.《聶豹集》卷二，第34－35頁。
11.《泉翁大全》卷九?！墩咳羲畷偶?，《湛若水全集》第二十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52－254頁。
12.“先師在越，甘泉官留都，移書辨正良知、天理同異。先師不答，曰：‘此須合并數月，無意中因事指發，必有沛然融釋處耳。若恃筆札，徒起爭端。’”(《錢德洪語錄詩文輯佚》，《徐愛錢德洪董沄集》，122頁)按：此條集自《明儒學案》卷十一“浙中王門學案一·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會語”，參見《黃宗羲全集》第七冊“明儒學案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59頁。
13.《新泉問辯續錄》所收語錄，按照洪垣作于嘉靖十八年秋九月朔的《序》的說法，其下限為嘉靖十四年乙未：“新泉同志嘗各紀其問辯之說，自嘉靖八年以前為《問辯錄》，復自先生由北而官南都，以至十四年終也，為《問辯續錄》。”(《新泉問辯續錄序》，《新泉問辯續錄》卷首，《泉翁大全》卷七十一)然而，甘泉的這段文字是批答鄭經哲問目。鄭經哲，字世迪，潮陽人，父東溪，兄經正，嘉靖十二年到嘉靖十九年，從甘泉學于南京新泉精舍，《新泉問辨續錄》載其多條問答。嘉靖十九年十月卒。甘泉為之銘墓。(參見《鄭王二生墓志銘》，《泉翁大全》卷六十一)鄭經哲問：“近閱洪侍御書，深有感激，居官為學懇切如此，哲等有愧多矣。每接近時學者，多疑‘天理’二字為障、為意見”，甘泉答：“吾世迪來問，與洪峻之侍御所答，皆不可易之說也。”按：鄭經哲所說的“近曰洪侍御書”，不得晚于嘉靖十五年丙申，因為洪垣嘉靖十五年五月始由永康知縣選授監察御史，參見《明世宗實錄》“嘉靖十五年五月”條：“選授知縣洪垣為試監察御史。”(卷187，第3958頁)甘泉與洪垣書，最早的一封是《啟兩淮巡按侍御洪峻之垣》(《泉翁大全》卷十)，此信作于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十一月。
14.“處”字，隆慶六年刻三十八卷《王文成公全書》本誤作“準”字，參見卷三十七《世德記》，頁三十四。
15.《續編大全》本無“則”字，萬歷七年刻三十五卷本增“則”字(卷三十，頁二十右。參見廣州大典第五十六輯集部·別集類，第五冊，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589頁)三十二卷本仿此。隆慶六年刻三十八卷《王文成公全書》本亦有“則”字。
16.甘泉表示：“公(按：黃綰)狀之，吾銘之。公狀其詳，吾銘其大。”(《陽明先生墓志銘》，《王陽明全集》卷三十八，1401頁)
17.黃《狀》云：公生而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任俠，長好詞章、仙、釋，既而以斯道為己任，以圣人為必可學而至。實心改過，以去己之疵；奮不顧身，以當天下之難。上欲以其學輔吾君，下以其學淑吾民，惓惓欲人同歸于善，欲以仁履天下蒼生。人有宿怨深仇，皆置不較。雖處富貴，常有煙霞物表之思。視棄千金，猶如土芥，藜羹珍鼎，錦衣缊袍，大廈窮廬，視之如一。真所謂天生豪杰，挺然特立于世，求之近古，誠所未有者也。(《王陽明全集》卷三十八，第1429頁)
18.湛若水寫作“嘉靖丙戌”，諸本皆然?！蛾柮髂怪俱憽纷饔诩尉付迥?，最早收入的甘泉文集，是嘉靖三十四年刻的《續編大全》。其后，萬歷七年刻《湛甘泉先生文集》三十五卷，以及萬歷十六年刻《湛甘泉先生文集》三十二卷，《墓志銘》這個地方都是“嘉靖丙戌”。通行本《王陽明全集》所附陽明《墓志銘》則作“正德丙寅”，改成“正德丙寅”，應是隆慶六年《王文成公全書》的編刻者所為。因為陽明《墓志銘》是陽明《世德記》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世德記》附在陽明文集之后，最早可見者，是隆慶六年刻三十八卷《王文成公全書》。論者很少注意到“嘉靖丙戌”這個細節，少數論者注意到這一點，卻簡單地以為那是湛若水的筆誤。如黎業明稱，《湛甘泉先生文集》通行本(按：即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五十七冊《湛甘泉先生文集》三十二卷本，清康熙二十年黃楷刻本)第31卷第15頁，將“正德丙寅”誤作“嘉靖丙戌”。(參見黎業明：《湛若水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3頁)在理論上，“嘉靖丙戌”完全可能是湛若水本來的想法。
19.當然，如果甘泉原文是“嘉靖丙戌”，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但那樣一來，陽明門人恐怕不會接受：陽明先生怎么可能晚至嘉靖五年才歸正于圣賢之學？也許是出于這個原因，隆慶六年刻《王文成公全書》將“嘉靖丙戌”改成“正德丙寅”。之所以改為“正德丙寅”而不是別的時間，可能主要是為了遷合甘泉所記他與陽明定交之年(諸如《奠王陽明先生文》：“嗟惟往昔，歲在丙寅，與兄邂逅。”《泉翁大全》，卷五十七)?！赌曜V》所記王、湛定交，是在弘治十八年乙丑。(參見《王陽明全集》卷三十三，第1226頁)黃綰所撰陽明《行狀》亦然。(參見《王陽明全集》卷三十八，第1408頁)另一方面，錢德洪把正德三年戊辰龍場悟道視為陽明之學“三變至道”的標志。(參見《刻文錄敘說》，《王陽明全集》卷四十一，第1574頁)
20.參見《陽明先生墓志銘》，《王陽明全集》卷三十八，第1401頁。
21.參見《年譜》“正德元年丙寅”條，《王陽明全集》卷三十三，第1227頁。
22.參見羅洪先：《墓表》，《湛若水全集》第二十二冊，附錄一：傳記資料，第367頁。